湖北自考論文：英美文學研究與網絡文化，理論與實務的前景與盲點

摘要
   文學與科技的的對立肇基于文學工作者對科技威脅的恐懼，而非對科學本質的懷疑。然而當二十世紀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計算機及網絡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學工作者是否還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紀的前輩一樣，抱持不信任的態(tài)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壓力下，尋找一個共生的環(huán)境，實為當今研究文學與科技關系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本文試圖從共生的結構中，尋找文學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網絡世界里，去發(fā)掘自己的研究與論述空間，也闡明這些論述與研究有何前景與局限。
   數字文化及因特網的發(fā)展，改變了我們的書寫與閱讀習慣，然而它所帶來的新鮮經驗也重新開啟了文學研究的另一層關系。在此提出幾項重大的改變與重整，希望與讀者來討論文學研究的前景與局限。筆者認為，現今因特網在文學研究方面的影響可以分成幾個面向：（一）因特網成為研究的重要的資源或是圖書館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觀念受到挑戰(zhàn)、（三）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疇、（四）跨地域性的文學研究主題（如性別、階級、主題認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視、（五）文學理論與社會科學的整合。
 
一、前言：
 
       文學與科學間的糾葛關系，建立在西方傳統(tǒng)的理性與感性的二元對立上。從十八世紀以來，以分析(analysis)及類化(generalization)為主導的所謂科學思想，成就了近代的科學文明；但也造成了人文學者對科學文明（或是理性思考）的疑慮。十八、十九世紀的浪漫思潮正是反映了這種反理性及反智論(anti-intellectualism) 的一種感性訴求。
       英國十八世紀在啟蒙運動的籠罩下，理性的思考與分析邏輯的介入，再加上經驗論的盛行，建立秩序與規(guī)范成為知識分子的迷戀(obsessions)。十八世紀的文學作品一方面反應主流文化的理性思維，試圖建立人類社會生存的有機體制，一方面卻也自覺地感受到邏輯論辯與理性分析的威脅。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Jonathan Swift 《格利佛游記》(Gulliver’s Travels)。作者借著格利佛的觀察，諷刺Laputa中科學院所從事的科學實驗與哲學論辯，比如說在語言學院中，所從事的乃是將言談簡化成為單音節(jié)的字眼，省略所有動詞與分詞，因為在現實中的所有可認知的事物都是名詞。Swift更以理性的思考來描述具有人類理性的馬國 Houyhuhnms，在此馬國中，人馬互位。Yahoo此一未文明化的人類，受制于理性溫和的馬，在在顯示理性思考的吊詭。而在另一篇〈一個小小的建議〉中，更以分析的手法，討論應將剩余的小孩制成罐頭外銷，以解決愛爾蘭的貧窮問題，深具“想象力“。Swift這種反理性思考的論點，雖然簡化了（甚至誤解了）理性與科學思維的辯證邏輯，但是也具體地反應文人對理性思考的不信任。Mary Shelley 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大概是浪漫時期對人文與科技對立論述最清楚的教材，也建立了日后文學工作者對科技發(fā)展懷疑與不信任的理論佳構。早期感情與理智、想象力與分析力、文學與科學的對立祇是意識形態(tài)，或許是基于對科學的誤解，或許是文學工作者的保守心態(tài)。但是當Dr. Frankenstein將科學的產品（科技的成果）化為人類的夢厭(The Monster)，人文學者找到了攻擊的對象。人文與科技的對立已不可避免，也為人文學者找到了反科技決定論的依據。

文學與科技的的對立肇基于文學工作者對科技威脅的恐懼，而非對科學本質的懷疑。然而當二十世紀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計算機及網絡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學工作者是否還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紀的前輩一樣，抱持不信任的態(tài)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壓力下，尋找一個共生的環(huán)境，實為當今研究文學與科技關系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本文試圖從共生的結構中，尋找文學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網絡世界里，去發(fā)掘自己的研究與論述空間，也闡明這些論述與研究有何前景與局限。限于本人之研究專長及時間，在此僅以英美文學研究為限，著重在文學與計算機科技間的掛勾與糾葛。轉

二、文學研究與計算機科技的萌芽期：
 
       計算機科技進入英美文學研究大約開始于六零年代。1966年結合人文與計算機信息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創(chuàng)刊，開啟了文學研究者以計算機（尤其是mainframe）來處理文學文本的學術研究。（〈文學與計算機研究的方向〉，頁136）。早期的文學與計算機研究偏重文學計算，也就是使用計算軟件或是索引工具來分析文學作品中的語言特性與作者文風，兩本人文與計算機方面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及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可代表整個研究的方向與成就。(Potter 401-29)。一方面，英美文學研究者以計算機為工具，從事文學計算工作，然而另一方面，不少文學工作者透過其文本或研究來探討這兩者間的對立或共生關系。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科幻小說與科幻小說研究。筆者在一篇〈文學與科技的交鋒：從科幻小說與科幻電影談起〉的文章中，提及科幻小說的主題與內涵，可以看出科技優(yōu)越性與人性的關懷一直是人文與科技對立所關心的主題。筆者羅列了八項科幻小說的主題：1、人文世界的理性與合理化的解釋（魔鬼總動員）；2、未知世界的探索──地心探險記、星際巡航記、外星人的傳說）；3、烏托邦的記憶與建立（反烏托邦的省思──美麗新世界）；4、文明與科技的懷疑（科學怪人、機器人的神話、網絡上身）；5、人文的關懷（生態(tài)與科技──侏羅紀公園）；6、視學與想象力的開拓（時間機器、星際大戰(zhàn)、回到未來）；7、超人神話──機器戰(zhàn)警、生化人、超人；8、后現代社會的省思──網絡的虛擬世界。（頁5）。從此窗體可以看出，人文對科技的關系正從對未知世界的探險、懷疑，轉化成想象力的開拓與科技世界的人文省思。尤其是計算機網絡的權威式的擴展，逼迫文學工作者不再僅僅認同網絡科技威脅論（如網絡上身），更進一部探討人工智能的運作與網絡上的文學斷裂現象(fragmentation) 。這一波的文學與科技的交鋒，將從文學工作者的的私人空間移到科技學者的網絡空間。作家或研究者，開始在計算機上尋找創(chuàng)作的可能性，想象網絡出版、多媒體創(chuàng)作、人文數據庫的建立以及思索網絡的群體與個體疏離等問題，這將開啟另一個紀元的英美文學研究。倒底這一波的因特網對英美文學研究有何影響，其對文學研究是否產生質的變化或是理論架構的重整，將是關心文學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議題。

三、英美文學研究與網絡發(fā)展：
 
       J. Hillis Miller在一篇討論文學研究在網絡時代的文章中(“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引用Derrida的話說：”... an entire epoch of so-called literature, if not all of it, cannot survive a certain technological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is respect the political regime is secondary). Neither can philosophy, or psychoanalysis. Or love letters . . . (58)。Derrida對文學的悲觀來自于對數位文化的不信任。他認為數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似乎摧毀了傳統(tǒng)文字印刷力量、文本與人的互動（或感動）關系、以及手寫文字的文化意涵。比較了一般手寫書信及電子郵件，就可以看出Derrida的焦慮。
       Derrida的這種焦慮其實呈現了網絡發(fā)展帶給人文研究的一種質與量的改變，也反映了自十八世紀以來人文與科技的對立與緊張關系。誠然數字文化及因特網的發(fā)展，改變了我們的書寫與閱讀習慣，然而它所帶來的新鮮經驗也重新開啟了文學研究的另一層關系。在此提出幾項重大的改變與重整，希望與讀者來討論文學研究的前景與局限。筆者認為，現今因特網在文學研究方面的影響可以分成幾個面向：（一）因特網成為研究的重要的資源或是圖書館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觀念受到挑戰(zhàn)、（三）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疇、（四）跨地域性的文學研究主題（如性別、階級、主題認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視、（五）文學理論與社會科學的整合。以下僅對這些議題提出其現在與未來的發(fā)展及檢討。

（一）因特網與圖書館
      
文字的數字化解決了圖書館的館藏空間問題，而網絡